小手機廠商生存狀況不樂觀

　　為什么？

　　“我只想活下來”。這是筆者問到深圳藍鵬偉業科技有限公司“藍宏”品牌銷售總監陳文悅對未來有何計劃時所得到的答案。同時還他說到：“其實這么多品牌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肯定中間會淘汰一批人，我評估了一下，我們能活下來的最多不會超過10%。”

　　而來自深圳市華蜀朗通通訊設備技術有限公司的銷售總監張秋楓則對筆者說到：“前年在工信部有在審核機型的公司大概有500多家，到去年年底只剩200多家了，我們只希望能成為最后100家里其中的一家”。

　　浩蕩的大洗牌依舊在其固有的軌跡上運作著，這些身處深圳以華強北為代表的中小手機廠商都籠罩在其濃郁的悲觀陰霾下，早已不見當年大殺四方的颯爽英姿。看著華強北眾多寫字樓里人去樓空的樓層，它好像無時不刻都在告訴著人們，這就是現實。

　　到底是怎樣的原因致使這些身處深圳的中小手機廠商在這場大洗牌運動中成片成片的倒下，且如此的迅雷不及掩耳？帶著這個問題筆者走訪了眾多活下來或者說仍在掙扎中的中小手機廠商們，并從他們那得到了一些答案。

　　首先是運營商在零售端的強勢進入。億美訊聯品牌部總經理趙武跟筆者說到：“要么擁抱運營商，要么死。”雖說這樣絕對的話語并不會贏得所有人的贊同，但運營商在這場游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卻毋庸置疑。它們的強勢進入徹底改變了所有中小手機廠商運作了十幾年的商業模式。趙武說：“在運營商進入之前的十多年里，我們一直都習慣用商家賣給地包，地包從中獲利，然后地包賣給零售商，零售商再從中獲利的商業模式。打個比方，原來我們把產品以300塊錢的價格給到地包，地包再以350塊錢的價格給到零售店，零售店最后以700塊錢的價格賣給消費者。但自從運營商進入之后，它們可以做到把300塊錢的產品以300塊錢賣給地包，地包再300塊錢賣給零售商，零售商最后可以300塊錢賣給消費者，并且讓每個環節依舊有合理的利潤空間，所以我們以前運行了十幾年的模式被運營商徹底改變了。”

　　眾所周知，人們口中的“山寨機”市場，也就是所謂的三五級手機市場是一個既能一夜暴富，也能一夜失去所有的不穩定市場，款暢銷機型賺上幾千萬甚至上億的故事屢見不鮮。于是，在這樣的誘惑下，無數良莠不齊的人紛紛從各個行業涌入三五級手機市場，從而導致了行業混亂、產能過剩、缺乏監管等等一系列問題。而運營商在這樣一個時機的進入，也可以說是情理之中的一種必然，它拔高了資金及品質的門檻，杜絕了眾多不合格、不合規產品流入市場的風險。趙武說：“如果你想在TD上有所建樹的話，資金非常重要，首先你要入大庫，沒有大庫也很難做，如果現在的這批1000萬以下盤子的這些廠商，他們如果要做TD肯定很痛苦的。其次，因為移動對品質這塊非常的重視，只要你的產品在一個省份上出現了質量問題，那么全國就會給你掛紅牌。”

　　其次是傳統渠道的萎縮。傳統渠道的萎縮可以說是時代進步的真實寫照，原本以“中華酷聯”為代表的大牌手機廠商沒有顧及到的三五級市場受到了運營商渠道的沖擊。原本的普通市場受到了電商渠道與直營渠道的沖擊。在運營商渠道、電商渠道與直營渠道的三重圍剿下讓原本這些中小手機廠商運作了十幾年的傳統渠道變得舉步維艱，無論是從覆蓋范圍還是從價格上來說，傳統渠道都毫無優勢可言。

　　作為關注中小手機廠商市場十幾年的《通信商情》雜志社，其市場部主管阿鑫向筆者透露到：“傳統渠道的萎縮是從零售端開始層層向上的萎縮，零售端、地包、省包到最后的廠商。這樣的商業模式本身就是上一個時代的產物，它更像最早期摩托羅拉、索尼愛立信剛進入中國時所采用的國包模式，中間環節太多造成了諸多不可控因素，例如渠道管理混亂、人員管理混亂、體型過大等負擔，而眾多的中小廠商受自身規模所限，本身就難以駕馭，所以能保障這么多年的平穩運行本身就非常難得了，渠道多樣化可以說是導火索，而真正的原因還是在于這種運作模式的本身。”

　　最后是大牌廠商進入低端市場，來自buffy的總經理高睿新對筆者說到：“紅米的出現給手機終端廠家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和壓力。”對于大多中小手機廠商而言，除了紅米，“中華酷聯”在低端推出的眾多百元機型所帶來的壓力也不容忽視。在三五級市場的中老年人通過年輕一輩的成長迅速普及了對于品牌的認知，在放大了品牌優越感的同時也放大了中小手機廠商質量差、售后無保障的問題，從而失去了原有的消費群體。

　　如何活下來？

　　對于這個問題來自深圳市泰星數碼通訊有限公司董事長柯雄說道：“在產品上不再一味追求價格，在品質上開始注重創新與用戶體驗，在運作模式上主動適應時代的變革，在傳統渠道上擴展更多的新興渠道，在供應鏈的整合上趨于成熟，只有這樣的公司才能夠在大洗牌中活下來，當然這并不是絕對的，沒有任何事是絕對的，成功的軌跡可以模擬，但失敗的原因卻是必然。”

　　來自深圳金珀偉業電子有限公司運營副總毛紅江說道：“堅持做高性價比，高質量的產品并且非常注重產品體驗，注重全新的互聯網銷售模式的公司才能活下來。但這些不是絕對的，做智能手機不同于做功能機。與方案公司的支持、公司自身的資源整合，與智能機市場定位有關系。它不只是外觀和硬件的拼殺，還有軟件的體驗。”

　　從他們的話語中我們大概可以了解到，如果想活下來就需要良好的產業鏈整合能力，放棄之前一直都在進行的價格戰，在強調性價比的同時在產品的質量、創新與用戶體驗上深根細作。適應時代的變革，打破思想的桎梏，找準自己的定位，改變原有的運作模式，在渠道上嘗試更多的可能，只有這樣的公司才能在這一輪讓行業變得更為規范、合理的大洗牌運動中活下來，也只有活下來的人才能在這個舞臺上上演更多的可能。

　　當然，就像他們所說的一樣，這也并不是絕對的，做差異化產品，避免同大牌在同一領域的競爭也可以說是另一種出路，可穿戴設備、功能機、配件、平板也是眾多華強北中小手機廠商所主動做出的選擇，特別是在功能機上細分出的老人機、兒童機、野外手機等等，雖是無奈之舉，但卻也依舊有很大的市場潛力可以挖掘。

　　最后

　　雖說眾多的中小手機廠商時常作為被大眾鄙夷的對象，但筆者卻認為存在即合理，如果我們拋開有色眼鏡去客觀的看待他們，起碼那句“讓所有中國人都用得起手機”的話實至名歸，他們深入了鄉鎮及農村市場，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留守老人與兒童同城市外來務工的農民工之間的通信問題。

　　當然，關于他們品質、抄襲、售后的問題也顯而易見，但這也是這場已然進行了2年并依舊在持續的大洗牌的初衷所在。當然，很多話說起來很容易，但做起來卻很難，筆者也很難再去深入的了解這些所走訪過的中小手機廠商里到底有多少是真正去那么做了，有多少只是說說而已。不可否認，這注定是一個廝殺慘烈的行業，也注定是一個勝者為王的行業，所以能告訴我們最后答案的只有時間，而作為旁觀者的我們，似乎也只能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