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產婦死亡事件”看中國醫生所處的輿論環境

        網絡輿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著輿論的走向。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微博微信等工具遍及大多數人手機的自媒體時代，媒體擺脫了“新聞”的束縛，有了更大的自主話語權。為了迎合網民群體，有意識的選擇報道的角度去描述新聞事實也屢見不鮮。在醫療衛生事業上，網絡輿情的負面作用也不容忽視。例如年初時的乙肝疫苗事件，導致了10省乙肝疫苗接種率下滑了30%（新京報，2014年1月3日），盡管乙肝疫苗本身并無質量問題。

        因此，醫生所處的輿論環境并沒有發生質的改變。

        “產婦死亡事件”輿情概述

        8月10日下午，湖南湘潭縣婦幼保健醫院一名張姓產婦，做剖腹產手術后死亡。12日，華聲在線以《湖南一產婦死在手術臺主治醫找訂單生護士全體失蹤》為題報道了這一事件，其中寫道院方回應“詳細情況不便介紹”，迅速引起諸多質疑和網絡熱議。

        13日，湘潭縣連發通報，還原事實。輿論場出現分化，反應不一。新華網采訪當事人及家屬后，發布“三問”繼續質疑；人民網“求真”欄目則通過聯系湘潭縣相關部門得知“醫生護士全體失蹤并非實情”。微博上，熱門話題“湖南湘潭產婦死亡醫護失蹤”閱讀量達6800多萬。醫療界的大V們也紛紛參與了這一話題的轉發和評論。從普及“羊水栓塞”醫學知識，解釋醫護、醫院的做法，并稱“要是我，我也跑”，引導網友設身處地思考。

        14日，當事人家屬@張宇父親也開通了實名認證微博，認為產婦之死，醫院和家屬都存在“可以理找訂單解”的不當反應，“導致矛盾激化”。獲多數網友認可，網絡輿情趨于理性。

        15日，涉事醫院和家屬同意走法律程序，輿情平息，媒體反思。環球網認為，媒體報道不應該火上澆油，涉醫新聞需審慎落筆；醫療調查鑒定死亡原因，拒絕和稀泥式維穩，不能以“息事寧人”的態度“拿錢了事”。（人民網：湖南湘潭產婦死亡事件輿情發展脈絡）

        “產婦死亡事件”中，湘潭縣信息發布及時，減少了猜疑空間；醫療界網絡意見領袖群體的形成，理性引導，減小了網絡輿情對事件處理的負面影響。

        網絡輿情不能代表現實民意

        在“產婦死亡事件”的醫患博弈中，我們發現，網絡輿情和當事人的真實想法完全不同。后者也是這一事件能夠迅速趨于理性和平息找訂單的原因之一。2013年4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提出：網絡輿情并不是民意的真實反映。隨后的研究認為，網絡輿情具有非主流、負面、非理性、逆反性、有組織性、從眾性、擴散性和虛擬性等特點。更有人將醫生、官員、警察、城管和教師稱為網絡上的“黑五類”——只要一出現，立刻就會被網民群起而攻之，而且樂不此疲。網民的行為特征與其特有的心理模式有關。

        那么，現實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樣的？

        2011年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和衛生部衛生統計信息中心進行的醫患關系調查研究，覆蓋到了25個省市自治區，抽取樣本來自90個區縣，360個村居，4000有效家戶或個人，研究發現，對醫生、護士、醫院的滿意度分找訂單別是94.6%、93.5%和79.8%。

        課題負責人邱澤奇教授強調，調查顯示的是被調查者個體對醫生、護士個體的滿意度，與我們通常所了解的患者群體對醫護群體的滿意度不同，后者受宏觀的政策制度、經濟環境影響更大。結果報道后，網絡一片嘩然，認為高估了對醫療界的滿意度。

        筆者認為，盡管醫鬧醫暴屢見報端，該調查結果還是可信的。一是該研究結果與其他研究結果相似，互相佐證；二是醫鬧醫暴事件的發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與全部診療事件相比，還是小概率事件——對總的滿意度影響較小；三是醫護職業長期以來救死扶傷的光輝形象仍然深入人心。杭州市社科聯公布人文社會科學素養調查，“醫生”以55%的高票登上人們心中最找訂單理想職業榜首（錢江晚報，2014年8月21日）。

        盡管如此，網絡輿情作為醫生所處的輿論環境的一部分，必然會對診療活動產生的影響。

        8月19日，北京青年報以《中國醫師協會首次投訴記者》為題報道了國家級醫師行業組織——中國醫師協會將著手設計制度化的應對醫療糾紛中虛假新聞的方案，包括追究媒體失實報道的責任等，并提及種種不負責任的報道導致社會和患者對醫院和醫務工作者的痛恨，呼吁給予醫院、醫生寬松的社會環境、合理的法律環境和理性的輿論環境。這標志中國醫療界官方開始正視輿論環境對醫生的影響，并將著手進行干預。醫療衛生從業者也應該主動了解網絡輿情的規律，但不應被輿情左右，認真應對日常工作中醫患關找訂單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