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后面有什么背景嗎?”這是過去一年我從跨國車企、合資企業和外國記者那里聽到最多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本身的背景都不那么令人愉快,先是大眾DSG被迫召回,后來是央視曝奧迪、寶馬、奔馳使用“含有一類致癌物質的瀝青阻尼片”,還有吉利和自己的全資子公司沃爾沃苦等3年,終于“獲準”成立“合資企業”,再后來是央視和主流媒體批進口車“壟斷暴利”。而這個問題所指的“背景”則無一例外,不過是“政府背后插手干預”的尊稱。這是跨國車企膽戰心驚的一年,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具有很強的針對性。那么,在這些事件背后,政府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先說央視3·15晚會后大眾DSG召回。德國及歐美媒體驚呼,這是中國政府為發展中國自主品牌而打壓外國品牌的“新動向”。我當即在《DSG召回,大眾的轉捩點》一文中說:“其實中國政府扶植自主品牌的手段之多,遠遠超過外媒的想象(盡管采取這些手段的效果是另一回事),犯不著非要明目張膽地跟外資過不去,畢竟,中國政府眼下正為2012年以來吸引外資下降而發愁。無論外媒能否理解其中的矛盾之處,有一點可以肯定:把DSG召回政治化,把水攪得再渾,也無法漂白大眾的傲慢、偏見和丑陋的大企業病。”
其實在DSG召回問題上,政府的確通過央視3·15晚會向大眾施加了壓力,原因是DSG在臺灣召回后,大陸迫于巨大的國內輿論壓力而采取的行動,這不是“多余且不當的政府干預”,而是對政府以往在此問題上少作為的糾偏,依法做政府該做的事。
但問題還沒完,央視隨后接著報道稱,全球三大高檔汽車品牌為使每輛車降低“150塊錢到200塊錢左右”的成本,使用了“含一類致癌物的瀝青阻尼片”;質檢總局已經開始調查,并要求汽車企業自查。這一報道讓不少車主受到驚嚇,相關廠家忙作一團。然而,不少業內人士則質疑:為什么豪車內致癌毒氣如此嚴重,卻長期以來暢銷無阻,主管部門早干什么去了?如果奧迪、寶馬、奔馳這樣全球頂尖的豪華車廠家為了節省每輛車200元的成本,都使用致癌阻尼片,那么中檔和低檔品牌汽車會怎樣?外媒則因此確認,先是大眾DSG召回,又是三大德系高檔品牌的“有毒阻尼片”,中國政府的確是要打壓外資。
然而,這個轟動一時的報道和質監總局的調查卻沒了下文,倒是有媒體以“央視瀝青阻尼片致癌報道騙局”為題報道說:經過一系列調查,“終于真相大白,原來周光亞(央視報道中指認瀝青阻尼片有毒的“專家”,其身份“鬼鬼祟祟”)自己的公司也生產瀝青阻尼板”!此外,“瀝青阻尼片”的種類及是否含毒的問題,也有一些科學的說法從各種渠道滲透了出來。這明顯是一起冤假錯案,但相關廠家卻三緘其口,哪敢鳴冤叫屈,顯然是擔心強勢媒體的報復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政府干預。
如果說,對DSG和瀝青阻尼片事件,人們只是根據以往的經驗教訓,習慣性地認為其背后有“多余且不當的政府干預”,而實際上并不存在這類政府干預的話,那么,吉利與沃爾沃“獲準”成立合資企業,就與政府干預脫不了干系了。堂而皇之地逼著兒子娶老媽,否則不給你建廠資格,而且即便你從了,也要等三年,這或許是審批制度在世界范圍內最離奇的案例之一。當然,對這個案例,主管部門多少還能拿汽車產業政策說事,而合資企業必須搞合資自主品牌和新能源汽車,就沒有任何政策法規的依據了,以至發改委一位負責人不得不出面否認這種天下皆知的暗箱政策的存在:“合資企業推出自主品牌產品,或者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車,都是屬于企業自愿行為,不是誰逼著他們這么做的。”可有誰信呢?
至于央視及部分主流媒體報道的進口車“壟斷暴利”問題,有報道說發改委“已經密切關注不下兩年,并已經展開了調查”,中國汽車流通協會也在配合發改委對汽車生產企業進行反壟斷調查,而大張旗鼓的媒體不過是配角而已。但問題的演變顯然出乎發改委的預料,一些業內人士分析了我國進口車的價格構成,包括稅費結構、企業的必要成本支出等,并與其它行業做了比較,發現進口車并無暴利,進口車高價的元兇是相關稅費奇高。于是,進口車高稅費而不是“暴利”廠家,成了人們強烈抨擊的主要目標。此外,對進口車經營方式的分析結果也表明,進口車競爭相當激烈,并無壟斷經營。
值得關注的是,在《國際商報》的調查中,那些被指“壟斷暴利”的企業一律三緘其口,但私下里卻有人說:主管部門已經發話,要我們在媒體面前閉嘴。隨后還反問記者:這后面有什么背景嗎?后來,那些痛批進口車壟斷暴利的媒體也閉嘴了,至于是應主管部門的要求,還是因為意識到自己的報道漏洞百出、貽笑大方,那就不得而知了;相關的反壟斷調查也不了了之。反壟斷固然是政府的責任,但如此缺乏專業水準和濫用權力的反壟斷,還是少一些為好。
回顧一下,在這些事件中既有政府該做而沒做好,到后來亡羊補牢的,也有政府不該做而硬要做的,還有政府該做卻做砸了的,而政府主管部門又與媒體攪合在一起,外人分不清是怎么回事,只能猜“這后面有什么背景”。一個“猜”字表明政策和政府行為缺乏透明度和可預測性,對投資經營者來說,這是最可怕的。而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正是要改善這類問題,使投資經營者擁有免于猜不透的自由。